八十年代，生活作风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但到了九十年代，这似乎已司空见惯。很多人认为，生活作风属于个人问题，并不能算是腐败。
但如今，多数贪官均有包养情妇的问题，这往往成为官员迈向腐败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是国家部委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而九十年代则是沿海地区成为腐败高发带。
在九二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腐败要案所占比重较高，到九十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中期又开始有显著增加。在九二年之前，主要是在自身体系内部的腐败，特别是通过政府部门经商的方式涉足经济领域，利用审批权力谋取利益。在中央要求党政机关所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之后，这种腐败现象在逐渐减少。
但是，在九二年之后，又有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在国家部委中出现，就是高官与一些地方性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为这些企业谋取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腐败类型还是以单位腐败为主的话，后一种腐败基本上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自身直接从中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高官腐败案件中，一半儿是与金融部门有关，还有另外一半儿是与企业股票上市有关，这些案件涉案金额非常庞大，突现了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金融监管，存在很多的漏洞。
事实表明，大多数涉案的高官在作案手法上比较谨慎隐蔽，受贿金额巨大，但行贿人数很少，个人得益丰厚，但减少了被揭发的风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党政官员都会结交一些工商界的朋友，这在有的时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能够近水楼台的业者，往往成为贿赂的特许提供者，有的甚至扮演了中介的角色。
由于这样的操作减少了官员直接受贿被发现的风险，也往往比较能为一些高官所接纳。
妻子、儿女在高官腐败案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表明，家人在官员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腐败行为的情况很少。
有的时候，家人的贪婪更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他们加快暴敛财富的速度，而有的时候，政府官员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过办公司的方式把黑钱洗白。
腐败官员的家人及贴身亲友利用其权力和关系，狐假虎威，巧取豪夺，谋取巨额经济私利的现象，败坏了公权力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九十年代的腐败高峰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腐败了的官员们独断专行所产生的问题。
简单地说，也就是因为这些人具有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的权力。
而这些人，都是经过组织部门左一关、右一关考察过的，都是往往被认为是德才兼备之后才被选上来的，都是让组织放心的接班人，怎能轻易让人随便怀疑，甚至还要对他们监督？这么做的话，不是在怀疑党的领导又是什么？
所以当时有了犯了事儿的市委书记就说了一句老实话，“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我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任市委书记五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话。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他们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敢监督，所以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