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特别是才能出众的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但也严格要求。比如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吴晗。
吴晗生于1909年，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他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算得上是书香门第。读书人的家庭，家教都颇严，吴家也不例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吴家也深受影响，因而，吴家的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吴晗中学毕业后，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在乡村蛰伏两年后，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并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因故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深得胡适赞赏。
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胡适则尽自己所能，为吴晗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吴晗是个争议很大的人，不妨多说几句。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因为要入清华攻读，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被迫放弃。那可是吴晗的生活来源。胡适知道吴晗的困境，在吴晗被清华录取后没几天，即给当时清华的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举荐吴晗。
胡适在给翁张二人的推荐信中写道：“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吴晗虽然成为清华学子，但仍然以胡适为师，做学问也全面效法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也同样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
多次告诫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
吴晗的态度则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吴晗果然不负胡适的期望，在清华读书期间，先后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
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吴晗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积极投身反对蒋政府的活动。只是，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回到北平后，吴晗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他能认请形势，转变思想。但是，胡适依然旧时胡适，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而当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也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