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曾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不能不使胡适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异议，于是便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
因为文章较长，我们不妨化简如下：
一孙的“行易知难说”的动机：胡适引用孙中山的原文，指出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的学说，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人们相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影响了人们做事的信心。
二行易知难的十证：列举了孙中山给出的十项证据。胡适评论说，“中山先生的意思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
三“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在这一部分，胡适分析说，孙中山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他们分别对应发明家、鼓吹家和实行家。所以“‘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
四胡适对“行易知难说”批评：“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中山先生志在领导革命，故倡知难行易之说，自任知难而勉以行易。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经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
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胡适特别一针见血的指出“知难行易”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明确指出，此说引发的最大危害，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就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二文发表后不过月余，胡适便发表续篇。这一回直奔主题，文章的标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文章写道：“我在《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号里，曾说：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知道他决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
“这句话，我说错了。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
“从丙午年一九○六的《革命方略》，到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中山先生完全取消这个主张了。试看他公布《建国大纲》的的宣言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藉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他又说：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
“他又说：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这是中山先生取消‘约法之治’的理由。所以他在《建国大纲》里，便不提起‘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