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同人中，谈政治比胡适更坚决的是罗隆基。他和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并肩作战，甚至炮火更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称的罗隆基出身于清华，他一贯对政治抱有热情，五四时期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其“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人所津津乐道。罗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学攻读政治学，1928年秋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罗隆基回来后积极参与《新月》活动，并成为中心人物之一。
从《新月》的第3卷第2号，罗隆基接管《新月》后，对政治的热情更高了。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十分欣赏，以此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处处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绍英美政治学理论，一方面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在《新月》发表《论人权》，从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人权观。他分别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和人权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别进行论述，文章最后还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出三十五条意见，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时至今日，读这个宣言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
罗隆基不像胡适把矛头对准孙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阐发孙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对国民党的批评更为猛烈，例如第2卷第8号中，罗隆基一针见血地说：“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榜样。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从而把国民党政权的虚伪，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罗隆基陆续在《新月》上发表了《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还利用蒋介石于1929年岁末通电全国征求对国事意见之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这些文章都是与党国关于人权、约法.论争中的重磅炮弹，这使他一次次触摸舆论的底线。
一连串文字激起惊涛骇浪，使得罗隆基名声大噪，在学生间口碑载道，他的课骤增了不少旁听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还直接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系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
尽管罗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适牵连，但胡适还是仗义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为了自己的责任。先是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于是便有了胡适1月18日信中的，‘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或许，胡适清楚，在国民党的那个专制政权下，陈布雷就是想帮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将《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
前面提到过，胡适对蒋介石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也寄希望于此人。只是，最终的结果，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罗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
所谓无心栽柳柳成荫，胡适送蒋先生的杂志还是没有白送。因为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也就是说，这年10月，胡适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