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建议举办“实验班”，来验证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能否在一年内达成，并对非实验班预科新生提出整顿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开学，除新教员演说外，蔡校长请胡适也讲几句。胡适说，学生在择业上要考虑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为世俗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对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学术水准，培养高深学问。他希望学生应该有决心，今后不再罢课了。此外，胡适还报告了学校考试制度和设备方面的情况，指出北大应该有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面要有“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这个新学期，胡适增开“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因这值杜威热，此课特别受欢迎。
为了推行白话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是国语统一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应该是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
胡适的文学史讲义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诗章进行比较，把文学史活生生地展开听众面前。在讲义中，他反复强调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体现了胡适平民文学观。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适因为身体多病，加上因名声在外，应酬颇多，事情繁杂，忙忙碌碌中，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归国那几年，这令他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评价自己说：“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从研究著述方面看，也确是这样。胡适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实斋年谱》,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26日，胡适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样书，他在日记中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胡适归国后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以及对《红楼梦》等古典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但因为涉猎较广，往往不能继续做专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方面，胡适除了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三国志演义序》外，还完成了《吴敬梓年谱》。此外，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0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其实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的整理稿。
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同时，他对国学界的现状也忧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记中言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跟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一年，胡适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创办和编辑《努力周报》，参与全国教育规划改革，以及北大教学研究的管理筹划等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