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
一个夏日的午后，杜威、胡适、蒋梦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个屎壳郎在奋力推泥团，屡败屡战。胡适和蒋梦麟都称赞屎壳郎有恒心和毅力，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因为按照杜威提出的实验主义反省“五步思维法”，屡屡失败的屎壳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杜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机构制定的《学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史称“壬戌学制”，标志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其中强调了体现杜威教育观念的七条原则：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新学制和新课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杜威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停留在书本、文章和各种争论上，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由文化深入到了各个层级的民智启蒙。
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的人生产生深刻影响，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胡适当年送别杜威时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受杜威的影响，胡适在北京大学最先提倡选课制，他后来回忆说：“关于文学的功课，三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就提倡选课制。大学选课制度是让学生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他多暗中摸索一点，扩大其研究兴趣。讲新教育要注意兴趣。所谓兴趣，不是进了学堂就算是最后兴趣。兴趣也要一点一点生长出来，范围一点一点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