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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水浒传》产生与演变及版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胡适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据《宋史》等记载，认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实存在；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证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结合《宣和遗事》和元代杂剧，探讨了水浒题材的具体情形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胡适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产生的题材依据与社会心理。
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根据胡适的考证：“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心理，对阐释《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与英雄品质，有重要的启发。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针对鲁迅所主张的《水浒传》分简本和繁本两类、简本先于繁本的观点，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简本都是所谓坊贾的删节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简后的情况。对一些具体情节与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根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马灵、乔道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点，指出相关情节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强调《水浒传》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与史书的区别、水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出了细节的重要性：
“《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
胡适还特别看重《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进步很可惊异！……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