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记者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适补充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关于新文学问题，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星期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适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适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适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正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适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傅斯年到后面搬来了胡适的儿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