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7日，胡适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26日，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
10月，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适作《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适作《华北问题》一文。
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遭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有的学生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对学生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