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同意见的各方，很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更何况总有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使各种不同见解，有权力有途径表达，如果他们有表达的愿望的话。
问题在于：第一，表达意见的人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就是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别的人用平常心对待这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见到有示威游行就好象出了多大的事，甚至认为是天下大乱。第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主张、诉求不同的人能够相互包容，能够在一起和谐共处。所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比如火烧赵家楼，比如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但总得说来还是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要知道，在封建下，民众可是或者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或者是揭竿而起。应该看到，从“公车上书”，到立宪的情愿活动，再到五四运动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历史是在前进的。
另一方面，在当局层面。在五四运动中，血腥镇压的可耻行为是有的，比如在山东和湖南。但是，同样在总的方面，还是较为理性和克制的，特别是徐世昌的中央政府。
五月四日和五日，钱能训总理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当即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因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傅增湘也同样予以拒绝。
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总统徐世昌一直是主张采取缓和手段的。五月六日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令云：“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第二次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有记载，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五月七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也一肚子委屈。
对前来看望的朋友发牢骚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一直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有相关文字留下，不妨一读，现抄录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
“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