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二百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陆续回到北京。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一百三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到三百一十八人。
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
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
大总统黎元洪依照民国二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
誓云：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肯定的说，在实行民主、言论和结社自由方面，包括政党活动和社会舆论监督政府等，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当属民国之初。
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使中国的社会为之一新，民主的气氛极为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
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所有这些不但没有威胁袁政府统治，反而大多成为拥护袁政府，支持袁镇压“二次革命”的重要力量。不但如此，多年后以后，有很多人回忆起这段时间仍特别留恋，以此作为袁世凯的政绩。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就是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政治生机逐渐地斩断，从而也最终使其自己走上末路，所谓事与愿违。
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杀。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到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仍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于是，孙中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