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
他认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
为了统一北洋系的意见，四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段本来打算召集全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才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
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
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
陆荣廷前段时间到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各方的恶斗好不容易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
他还没搞明白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
他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
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
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
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喏喏连声地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