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是复辟阴谋的一部分，平定复辟后理所应当得以恢复，这本是“再造共和”的重要部分。梁启超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难说得通，只能是勉强地自圆其说。
此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
孙中山则表示了坚决地反对态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约法》精神，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打算召集临时参议院，完全是破坏《约法》。
西南军人都支持孙中山主张。
段内阁根本不予理会，由国务院正式下令“《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
当初的黎、段之争和国会解散，是因于段要对德宣战而黎反对而白热化的。如今段再掌政权，自然要贯彻这个主张。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段可以随心所欲去搞了。
于是，宣战案于八月四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八十四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
令云“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
“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变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态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后，美国立即表示欢迎，八月十四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同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二亿银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
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约定，日本同样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贷给同美国一样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需要钱，可是不打算用这笔钱去欧洲打战。
不过中国向外国借款，根据民国二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不能单独向五国中的一国进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国银团以外的国家借款。现在德国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国还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八月十日，日本藏相胜田迅速与中国亲日派的陆宗舆，组成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由陆为经理。这个银行以投资中国为基本业务。接着中国先向五国银行团提出申请，要借一亿银元的善后借款。
这时欧战在紧急时期，英、法、俄三国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德国已成敌国自然除外。于是经协商后，就推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如数拨借，待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