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
他是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
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
民国成立后，他反对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
民国三年，在一片复古大潮中，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也就更加助长了这股复辟思潮。
劳乃宣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袁世凯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
信上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
“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乃宣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尔巽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尔巽。两个人很熟，赵尔巽刚由北京到青岛。
他们谈话时，赵尔巽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
他觉得机不可失，所以当赵尔巽由青岛回北京后，劳乃宣即写了这封信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