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深意的是，这处理善后的首个借款，并不是为北京政府自身，而是为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
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刚刚一星期，他的度支部副首领（这是当时的称法）周自齐找到四国银行团驻京代表门上，说南京政府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要求四国银行团紧急提供帮助。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主持下仍在执行职务，包括也在向外国谋求借款。袁世凯的出发点是尽快以北京政府取代南京政府，如果他能找到钱给它用，那自然就可提高他的地位，进而证明他的全国性政府能为南京解决问题，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没必要继续存留下去。这笔钱如用于遣散南方军队，会对他更有利。
对各国列强及其金融资本来说，清朝既已退位，中国南北两方已走到一起，则保持中立（包括金融中立）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它们心目中的“能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即将由袁世凯建立起来，对这样的政府，它们是乐于帮助的。加之由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内部及列强在华争夺的形势的变化，已使原定一九一二年春发行的币制实业借款不可能发行，因而四国银行团也有承揽对华新贷款的。
在此情况下，四国银行团接受了袁世凯政府的要求，于二月二十八日由汇丰银行经手，付银二百万两给南京临时政府作军政费用。这是四国银行团给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笔垫款，它也为接下来的善后大借款提供了契机。
当借款在谈判之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插曲。三月十四日袁世凯政府同另一个国际财团，签订了一项一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于是在四国银行团与袁政府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另一个财团渊源于一九一一年初，当时俄国政府指使俄亚（道胜）银行去组建一个同四国银行团竞争的机构。俄亚（道胜）银行网罗了一些与四国银行团无关的英、法、比资本，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组成这个国际财团。它刚一成立，就由华比银行出面向袁世凯政府承揽了这笔借款，常被称为比国借款。
合同规定借款利息五厘，九七扣，签订合同十五天后付款。中国以通常岁入以及京张铁路的净利和财产为此项借款做担保，并同意给该财团以出借一千万英镑的优先权。
整个说来，这笔借款的条件比较温和。袁政府在急切地向四国银行团告贷的同时，又悄悄地搞成这笔交易，显然是想使借款来源多元化。
这项借款的谈判开始于该财团成立之时，二月二十日已订立了草合同，可见袁政府的本意并不是以此项借款与四国银行团抗衡。
但这个借款合同签字于三月九日，是袁世凯复函四国银行团同意给以垫款及借款的垄断权之后，这就把袁政府自身置于矛盾的境地。
四国银行团一得知比国借款的事，立即责袁政府“不守信用”，停止垫款及谈判；有关四国的公使也于三月二十五日就借款提出抗议。
事情的实质是比国借款抢了四国银行团一部分利益，而且合同中没有规定对借款用途实行监督。这对四国银行团刚制定的对华借款条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它们必须要加以制止的。
初时袁世凯政府还要为自己辩解，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唐绍仪（这时他已担任袁政府的内阁总理）甚至在上海与华比银行再次次商定，该财团再垫款二十五万英镑（连前一次总共付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但唐绍仪终究经受不住四国银行团及四国政府的压力，回到北京后不得不为比国借款一事亲自向四国公使道歉，进而通知这些公使，决定废除比国借款合同，要求四国银行团恢复关于借款的谈判并支付垫款以应急需。
后四国公使同意命四国银行团代表恢复谈判，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夜至二十七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合同二十一款，另有七个附件，二个附表。规定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债券九折出售，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净收入二千一百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