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改善治安一方面是要靠加大武力清剿的力度，另一方面则是要靠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既要提高盗匪的犯罪成本，又要让他们走正路更有性价比，如此一来那些半民半匪的存在，自然就倾向于向“民”转化了。
而朱雄英想的更深了一层，根据他看到的史料，近代西方在大航海时代的早期，也是因为这种因素，发展起了保险业最初是因为在航行时很容易遇到风浪或者海盗，需要扔掉货物减轻船体重量才能安全航行或快速逃跑，而在扔掉货物的时候容易发生分歧，扔掉谁的货物都不公平，于是有人提议，不管扔掉谁的货物，都由大家分担损失，这就是一开始的财产险。
而后来有了非洲到美洲的劳动力运输以后，这些劳动力也被视为财产，故此也纳入了海上货运体系，有了这个玩法后，船主和船员也进入了这个保障体系，乃至乘客也开始普遍购买用来保障人身安全，而随着投保需求数量庞大、类型丰富，也促使了保险行业的规范化。
现在是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而在1435年《巴塞罗那法典》就将颁布，成为最早的海上保险法典，到了西班牙人纵横大洋的时代，也就是1563年，西班牙的《安特卫普保险法》，就详细地规定了海上保险办法和保单格式，让保险制度逐步走向成熟，随后保险商会将在各国成立，登记专营海上保险业务。
而不管是开展工业还是商业，交通运输安全都是必备条件，要是运输安全无法保证，那么生产或者运输多少货物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一旦能够保证基本的货物运输安全，那么整个大明的毛细血管网络都将焕发起来，到了那时候，辅之以保险业的发展，就能彻底打造出近代贸易网络的雏形。
再加上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到时候的大明，就像是气血淤堵的人开始疏通经络逐渐完成血液循环了一样，才能够变得身强体健行动自如。
朱雄英点了点头：“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本王会向陛下反映此事，争取加强水路的安全，不过也需要船帮的配合。”
这里的配合，指的自然是信息共享。
毕竟没有信息共享，就很难做到精准打击，那样的话按照对地方官府的了解，一定是大张旗鼓出动，把贼人全都惊走，然后武装游行一圈回来声称地方已经靖平，而等风声渐匿，匪患又会重新冒出头来影响交通治安。
但如果能做到精准打击，那么把最嚣张的匪徒统统杀鸡儆猴，剩下的意识到了这行不好干，可能会极大概率掉脑袋，风险远大于收益自然就会回去种地或者改行干别的，如此一来，即便再有匪徒零星作案也不成气候了。
“那是自然。”陈震说道，“我们船帮在水路上行走，对各地的情况还算是了解，只要朝廷需要，随时可以提供情报和协助。”
朱雄英微微一笑：“如此甚好，定能保水路平安。”
谈话间，又有会首提起了水路运输的税费问题，他们表示，虽然水路运输利润可观，但税费也相对较高，希望能得到一些减免。
这就有些是基于自身立场的一厢情愿了，毕竟税费这种东西是一个很难衡量好中间点的尺度，虽然并非收的越多越好，有时候收的少了反而会促进贸易的繁荣，继而收取到更多总数的税费，但税费过少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事，对于大明来讲，流通成本不是越低越好，各地方的税卡同样要去保证地方的财政收入。
不过不管怎样，像是湘军等地方团练武装在太平天国时期那种猛猛收厘金，让所有通行者十里地交八次钱的行为，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朱雄英听后沉思片刻说道：“税费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此事涉及朝廷财政，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不过，本王可以向陛下反映各位的诉求，争取为水路运输行业争取一些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