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吧，新官上任，开始也算按规矩办事。一上去我就用半年时间，一点一点把账目彻底查了一遍。结果发现，希望工程在邹小达的把持下，不仅投资数额大，涉及领域宽，而且投资管理混乱，损失惨重，导致善款很难收回。举个例子，我们把几十万、几百万的捐款挪用了拿去投资，可财务部竟然连一套完整的投资协议书都没有，这主要是规避因为投资亏损的账，做平后曾经投资的那个亏损项目就算消失了！”
“你就是从这个时候发现的问题？”
曾家辉一边听一边发问。
陆俊生点头，“是的。还有部分投资从财务凭证上看，大笔资金是被拨划到某一单位了，可你打电话过去问，人家说那笔钱来之后又按照你们领导的指示立刻被划走了，等于不知去向。比如我们财务凭证显示希望工程曾投资八百万给某公司建什么基地，等我们去公司追问投资情况时，人家却说转来的八百万投资款，你们领导早已转走了一百万。后来发现，这笔钱慢慢一笔一笔的全划走了。”
“不知去向了？”
“是啊，人家公司划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基金会不能查啊，因为领导这边不让查嘛。”
“那你当时怎么想这事儿？”
“当时，经过清理之后。我还是满怀激情、傻乎乎的提出一项大胆建议：全面整顿青基会的投资项目，彻底清账。但是，这个建设邹小达是坚决不同意，让我有点出乎意外！”
“哦。”
曾家辉没再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转换了一个话题，“不会是因为这个建议的出乎意料，就让你暗下离开的决心吧？换言之，也就像媒体对你的询问：你为什么要离开青基会？”
陆俊生稍稍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才慢慢的答道：“导致最后我下决心提出离开的，不是一件两件事，而是几件事：首先是良心不安。为了催款，各地青基会财务部甚至秘书长常常会打来长途电话，一是要找邹小达，二是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相关领导，三是直接找到财务部，希望财务部尽快把希望工程的救助款、建校款拨下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指标、又有了名额，知道捐款已经到达我们的账户，而且他们还会告诉我说邹秘书长已经说过，他没有没意见，早就通知财务部尽快把款拨下去了。责任完全推到财务部来了，转达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财务部掐住了，是财务部还没办好。可基层的同志们哪里知道，不是财务部趁机刁难不拨款，实在是青基会的账户上没钱，真的没钱！但你又不能捅出去，我总不能说：对不起了，捐款早让邹秘书长全拿去投资了，暂时收不回来，你们只能再等等……。我那时要是这么实话实说，邹小达还不把我往死里整？”
“你首先不是心里不安，而应该是痛苦。”
陆俊生点头，道：“痛苦，真的是痛苦。什么东北、西部这些贫困省市的基金会秘书长有时言辞恳切，说希望小学的工程建设有周期，冬季开工困难，错过了开工期，一等就是一年，请求我们财务部务必于某月某日之前把款拨下去，听人家这样恳求，我是束手无策啊，既不能说实话，也没钱拨下去，只能编个谎话：我争取尽快给你们拨下去。怎么尽快？这一尽快就不知拖到猴年马月去了，这得看账户上有没有钱才能决定啊！这是我担任希望工程财务部负责人之后的最大难处。刚开始，我还一边忍受一边期盼，盼望邹小达的投资能够有收益，有回报，能够及时填平帐户。可到了后来，我已完全不抱幻想了，再也不忍心去接人家的催款电话了。坦率的讲，做普通会计，肩上没那么多压力；等邹小达真的提拔了我，我才感觉这副部长主持工作的差事，根本没法干。”
“不是没法干，是没法正常干。”
曾家辉总在陆俊生的话中插上那么一两句话，既算是安慰，也算是为了营造谈话的良好氛围，他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其中更多的内情。
分管领导不同于审查组长，他需要的不仅是对过去工作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今后管理上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有资可鉴那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