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格呀路！”
在日本友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高级套房里，团长佐藤气急败坏的把一本刚刚送进来的北京大学《清韵电影》机关刊物砸在茶几上。
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着一个不满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跪坐着，显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传统。
“佐藤阁下，没有必要为支那人如此动气。”年轻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几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们一个小小的圈套，到十几年后才被支那人察觉，这个民族的愚蠢已经很令我们意外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在此，你会因此被掌掴的！不可轻视支那人！许多年前拿破仑就曾经说过，支那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惊醒，必将震撼世界！”
“阁下，”石原慎太郎的长孙石原正行面现轻蔑之色，缓缓的道：“中国电影的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民族本体意识和和民族精神的觉醒！纵然他们已经醒悟，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中国不会再出现一批第五代，就算有个别好导演，他们也会拍所谓的现代都市片，不会再涉及吃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了。只要中国电影的关注点不在他们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没什么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近乎恐慌的冲动似乎是有点过头了，还不如一个后辈镇定。
日本人畏惧的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崛起，如果电影只是电影，或者说电影只是娱乐和赚钱的手段，那么中国电影崛起对日本来说影响不大。
可是电影除了赢利和娱乐外，还有影响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国为例，在反战呼声高涨的时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动了美国社会。影片体现了一种所谓的美国精神，为了拯救瑞恩一个人，让一个美国母亲有儿子送终，不惜牺牲掉一整个小队的美国军人，虽然这些军人也有母亲，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美国的人权精神。这部影片的上映和获奖，直接刺激了当时总统克林顿的民调支持率，本来很多反对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鹰派一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要想形成健康的体系，最上层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风貌的电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于最基层的群众，深藏在广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红高粱》一样，用鲜红的色调和豪迈的西北调子来歌颂中国人的血性。当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农民汉子抱着燃烧着的高粱酒坛子冲向日本鬼子的军车时，那种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不愿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挠，以及背景洪亮的唢呐和中国民乐所带来的感召力，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惧的。
还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样，用纯记录片的手法真实的再现了一个中国村妇勤劳善良、执拗、不畏权贵、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说当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说出那句：“俺就是想讨个说法”时，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热泪盈眶的疯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国的敌人畏惧的恰恰是这种东西，最质朴最本原的象征中国人最根本精神品质的东西。如果中国电影都是所谓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资生活的，都是《英雄》和《无极》，他们才不担心呢。
但是如果中国男人都是《红高粱》里那些汉子，中国女人都是秋菊，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当年陆军部提出的“征服高丽，进而蚕食支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计划。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当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国人的舆论来扼杀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中国人当中也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对于第五代电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颂中国民族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却对影片客观侧面体现出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硬说这是丑陋的。